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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所講的人力、土地、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這四大生產要素，台灣經濟的問題是出在缺哪一項？

極具政經實力的全國工業總會最近提出了2015年《白皮書》，其中對政府的許多建言都很值得重視。不過也有一個思考方向更值得檢討。這白皮書開宗明義就說「我們即將面對的是一個缺水、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才的環境」。這說法加上近年我國淨投資大幅下降的現象，經濟學所講的人力、土地、資本以及企業家精神這四大生產要素，我們只有不缺企業家精神了。這好像是說台灣經濟的問題是出在缺少其他生產要素，而企業家精神則仍充足。《白皮書》指責國內政府失能、社會失序、國會失職、經濟失調、世代失落、國家失去總體目標，但卻未檢討企業家是否也有失能、失職、甚至失德的問題，只強調企業界的失望，實在有所不足。本文要指出，即使是由這白皮書所具體指出的台灣經濟問題來看，企業家精神的不足，似乎是更重要的原因。

甚麼是「企業家精神」？

經濟學指出，各項產品追根究底都是由四大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生產要素愈多、愈好、以及得到愈充分有效的運用，總生產和總所得就可以愈高。人力、土地、和資本的功用及重要性都不難理解，但經濟學中所講的「企業家」並不只是企業經營者或老板而已，它和所謂「企業家精神」是甚麼，可能需要多一點解釋。

用Palgrave《經濟學百科全書》的解釋，企業家是組織、經營並承擔創立新事業之風險的人。他們可分成兩類，複製既有其他廠商的企業家，以及創造新產品、新製程、新商業結構、新行銷方法等等之創新型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指的是這種組織創新的能力。證據顯示，「複製型企業家」和經濟成長關係不大，「創新型企業家」則對經濟成長有顯著貢獻。我國並不缺老板和大老板，我們較缺的是提供對國家人民有利之創新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而這種欠缺比其他生產要素的欠缺，更是目前台灣經濟的重大缺陷。

對企業經營者而言，他們要購買的土地、人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總是供給愈多價格愈低愈好，所以老板們嫌其他生產要素不足和太貴是很自然的事。但這些生產要素的供給是相對的，土地和資本資源多的國家，人力就可能相對顯得不足。一國不可能每種生產要素都相對比別國豐富。經濟學中有個很重要的但一般人不易簡單了解的學理叫「比較利益法則」，它指出每個國家總有某些要素相對比別國豐富，而若各國技術相同，該國就會在多用那些本國供給相對較多的生產要素之產品上，具有國際比較利益。也就是在市場機制下，這類產品自然會有國際競爭力而成為出口品。例如我國所得較低時，資本相對較少而勞工相對較多，因此相對多用人力的所謂勞力密集產品，就成為我國主要的出口品。企業家的任務是要去發現、利用、甚至創造本國的比較利益，而不是嫌本國的生產要素供給不符合企業家的意願。

實際上每個人甚至每塊土地的特質和生產力都不同，世界上的產品也千萬種，企業家的本事就是由這眾多的生產要素和產品中找出一個能夠賺錢的組合，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找出或創新出具有國際比較利益的組合。企業家這種創新組織生產要素和產品的能力，就是他們可以獲取利潤的正當理由，也是他們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原因。在自由經濟下，企業主若無法為自己找出一個這樣的組合，那就不配被稱為真正的或創新型企業家，而只能叫做老板或複製型的企業家而已。

簡單地說，真正的企業家要運用國內既有的生產要素，創造出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組合及產品。不能算是真正企業家的老板們，因為無法創新甚至無法找出比較利益，而只能承襲既有的生產組合或外國買主指定的生產組合，因此只好指責本國的生產要素不符合他的需要。

台灣製造業四大困境的根源？

台灣各種生產要素及國家政策制度都有一些該改善的地方，但至少就這次工總所指出的一些問題而言，企業家精神的不足似是較重要的原因。老板們和幫老板吶喊的人實宜多自我檢討，不要只怪別人。工總指出台灣製造業四大困境的第一個是產業鏈缺乏加值能力，「上游產值材料自主率僅20%，低於日韓的40%以上」，「中游傳統產業仍以傳統工法及依賴經驗加工為主」。而如前所述，企業家的主要責任和貢獻就是用創新組合而創造出更高價值，生產鏈老舊而缺乏加值能力，當然主要是企業家的責任或缺乏企業家的後果。

工總說製造業的第二個困境是面對激烈競爭與成本上漲的雙重壓力。這壓力確實存在而且不小，但這考驗的也是企業家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發展知識經濟的能力，而不是員工加班和接受低生活水準的能力。要是沒有競爭和成本上漲的壓力，這個世界也許就不必有企業家或人人都可當企業家了。

工總說的第三個困境是產業外移使海外生產比重升高，降低國內的產業關聯效果。但產業外移不正是這些大小老板們做的事嗎？1990年代後期國家競爭力權威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來台時就說，台灣企業若只顧到中國生產降低成本，就會忽略該做的產業升級。當時李前總統的戒急用忍政策也是要企業不要爭先恐後去中國投資。那時我也一再指出產業對外投資太多集中在中國，會使生產鏈一段接一段被中國吸走。我也用許多研究數據指出中國對台灣產品的嚴重替代，而台灣和中國早就是競爭而非合作關係。但當時多數老板和官員都不重視這些主張，而高喊商人最知道甚麼地方可以賺錢。有些人到去年才改口說兩岸是競爭而非合作，更多人到今年才發現中國紅色供應鏈取代台灣生產的事實。當年官員和企業家不聽有遠見的主張，才有今天產業外移太多的問題。

工總說的第四個困境是產業投資動能衰退。但少投資不也是老板們做的事嗎？而工總的白皮書又想淡化這事實。2008年以來我國的固定資本形成毛額皆低於2007年，而其中機器設備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40.05%降到2013年的34.04%，有些年淨投資更僅約2007年的六成。工總的《白皮書》卻說「固定資本形成毛額於2007年達2兆8,413億元，但此後都在此範圍內增減」，似乎想掩飾投資大幅下降的事實和責任。

台灣近年的大問題是新一代的企業家和新產業無法興起，工總應可多要求促進新一代企業家的發展。

台灣應促進新一代企業家的發展

工總《白皮書》也提出台灣多項惡質化的經營環境，但其中老板們該自我檢討的也不比其他人少。例如工總指責人民反商和環保爭議，卻未檢討企業和老板們在食安危機和汙染及氣爆事件中的責任。工總埋怨人才外流，卻未檢討他們未何出不起外國能給的薪資。工總《白皮書》指責社會把對產業有利的政策都認為是圖利廠商，工總《白皮書》卻又同時指責政府勞動政策傾向討好勞工，好像只准政府對企業好而不能對勞工好。

凡此種種皆顯示工總《白皮書》缺乏自我檢討，以致未發現企業家精神也是甚至才是台灣經濟最欠缺的要素。在矽谷創新有成的The Vertical Group創投公司執行合夥人張有德先生指出，企業家過去的成功可能成為未來創新的障礙，台灣應給年輕人更多創新的機會。工總的某些老板們也許曾有重大貢獻，但台灣近年的大問題是新一代的企業家和新產業無法興起，工總應可多要求促進新一代企業家的發展，不要只從自己的立場責怪其他生產要素。